财联社（上海，记者 徐川）讯，“2022年最关键的变量是通货膨胀，逐渐看到全球通胀变成持久的现象。”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朱民在2021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指出，明年将是变动、过渡之年，体现在货币政策由宽松到紧缩的过渡、通胀开始扬起的过渡、经济增长由高向低的过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李扬在会上表示，2021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有所控制，说明宏观调控政策的韧性很大，存在着较大的弹性和空间，这是保证我国经济健康运行的体制机制条件。

通胀走高或影响全球资产定价

朱民认为，进入2022年，全球部分央行在回收宽松货币时，面临的第一个变量在于通胀，而在债务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影响利率的第一个变量同样也是通胀。在他看来，此番通胀上升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各国通胀的上升幅度不尽相同；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对各产业的影响各异，因此一国内不同产业间的通胀也存在差异。

“若以总量计算，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乘以整体的消费量已经占到了GDP的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世界为大宗商品多付出了两个百分点的GDP成本，这就是PPI如此之高且居高不下的原因。”朱民分析称，作为通胀走势的重要变量，PPI与CPI剪刀差持续高企，或将压缩企业利润，从而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陆磊表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持续走高，对应采取的策略是政策收紧，这会导致流动性相对不足，全球金融市场估值调整的风险就会随之上升。

“当前时点，应开启研究全球资产的重估、重组与重新配置。其中，固定收益、股票和另类投资的传统资产配置将需要大幅调整。”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建议称，应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二维投资维度增加至三维，需要高度重视指数谬误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展望未来，朱民预计，全球结构性通胀的驱动因素可能长期存在。由于各国防疫措施与刺激消费政策不同，导致供给能力与结构的变化不同，这可能进一步推动原材料和大宗商品的上涨。此外，总需求的持续高位以及总供给结构性的不均衡与扰动，或将合力推动通胀上行。

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刘连舸则指出，针对供应链瓶颈等问题，继续深化全球产业链合作、降低贸易投资壁垒，有利于打通全球产业链循环堵点，缓解失衡和错配情况，更好地发挥国际贸易对于抑制通胀的作用。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有一定中枢下移迹象，原先预测至2050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2.8%，但现在的预测是低于2.8%。”李扬指出，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宏观经济可能面对不断向下的新局面。

面对经济新常态，需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12月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政策“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

在李扬看来，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应从小企业着手，因为在服务化为主的经济社会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不仅仅是大企业的补充，更是就业与创新的主体。李扬建议，小企业未来可发展进入互联网、数字经济时代，而非回到农耕经济，因此需要打造并规范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形态。

陆磊表示，为实现“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需求侧的工具在于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要做好跨周期的调节，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尤其是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供给侧的关键是竞争力，不能依靠无度的补贴来形成收入来源，而应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重点发展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

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陆磊认为，应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建立与我国新时期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并要守住不发生系统金融风险的底线。

“未来仍需关注个别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的信用风险。2021年以来地产投资和销售出现增速回落，个别企业存在债务违约。”陆磊认为，在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市场风险偏好度的收缩行为得以初步矫正，有理由相信明年开始可以进入到相对健康的良性循环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