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6日，美联储决定上调联邦基准利率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0.25%-0.50%的目标区间。此次加息总体上符合前几次美联储会议所释放的基本信号，加息幅度也没有超出预期。市场充分预见并且已经消化了这一次加息的影响，因此从各项金融指标看，此次加息没有产生即期的重大影响。

美联储加息有其特殊时机。从通胀指标看，美国2月份通货膨胀率已经升至7.9%，远超美联储所设定的2%。这一通胀率与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月度通胀率相比较，创下逐月上涨的新高。去年2月，美国通胀率只有1.7%，短短一年，增加4.6倍。从美国国内政治看，距离中期选举不到8个月时间。美国选民对国内通胀高企极为不满，此次加息能否有效控制通胀，从而有利于民主党赢得拜登所称“最为重要的一次中期选举”。从现在开始，所剩时间已然不多。从国际形势看，俄乌冲突仍在继续，其对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影响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对全球能源、粮食以及供应链的短期冲击已经显现，给诸多国家带来一定的成本上升压力。

美联储加息是否有助于帮助解决通胀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无论成效多大，加息都应该有助于抑制过快上涨的通胀率。需要指出，美联储并不是一次加息，而将是多次加息，预计今年年底利率可能达到1.5%。可以预见，通胀不抑制，加息就不停止。

美联储此次加息，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较为稳定的强劲阶段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正常退出，而是为了被动应对通胀这一快速出现的关键问题。美国GDP增速在过去3年分别为2.3%、-3.5%和5.7%，年均增速只有1.5%。这种增速距离美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显然还有较大差距，理论上仍需要美联储积极的货币政策加以支撑。但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过预期，达到过去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确实处于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两者相较，美联储还是选择抑制通胀。因此，美联储此次加息是以损害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美联储在公布加息决定的同时，也公开承认，美国今年的GDP增速预计将由4%下调至2.8%。

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近期历史看，货币政策的效用其实越来越低。总体感觉，美联储难以在准确判断经济走势的基础上主动地制定货币政策。从2016年到2019年，美联储用了3年时间，缓慢升息至2.4 %左右的利率水平。但在尚未完成一个完整加息周期的情况下，面对特朗普的政治压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美联储又不得不调换方向，不断降息，并且维持了两年几乎零利率的极度量化宽松政策，直至此次加息。美联储2016年之后的货币政策调整都不充分，前瞻性也较低，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大为受限。究其原因，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内生性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处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多是治标，而非治本。

不管怎样，美国仍然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而言，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冲击也值得关注。一是全球经济优先议程转向的冲击。对许多国家而言，当前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并非通胀过高，而是疫情持续冲击下的经济增长乏力。这些国家必须把稳增长放在控通胀之前，但由于美联储基于本国经济形势而制定加息政策，客观上把其他国家的经济议程从“稳增长”生硬地切换到“控通胀”，损害了这些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比如通常会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保持联动的欧洲央行，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经济问题恐怕是如何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维持经济增长，而非把控制通胀作为第一经济要务。

二是资本快速回流给这些国家造成的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美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一种过度金融化的游戏，美国股市是全球资本享受的盛宴，不完全反映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基本面。随着美联储年内多次加息，将会有更多资本流向美国，参与股市交易。美元回流是美国所乐见的，但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其所导致的本国资本市场动荡却成为现实威胁。特别是对部分新兴经济体而言，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要在美国加息周期内，确保本国金融体系稳定，防范各种金融风险所可能诱发的经济危机。（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