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之开创

寺院经济，可谓是佛教存续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然而在其作为一个学科问题被提出和关注，则仅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陶希圣先生为首的一批社会经济史学者在整理古代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寺院及其寺院经济已经成为能与国家力量相抗衡的势力，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个发现让陶希圣及其弟子进行了相关探索，1934年至1937年之间在其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上共发表了10篇左右的论文，并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过程中辑成了《寺院经济》一书，作为《唐代经济史料丛编》之一出版，隐隐有将寺院经济作为经济史一部分进行研究之势。

1934-1937这短短三年间的相关成果开寺院经济研究之先河，虽略嫌简陋粗糙，却也致力颇深，不仅在对史料的爬梳中整理出南北朝、唐、元时期寺院的土地、人口、财产等基本的经济状况；更广泛涉及到寺院的财产与僧尼关系、施舍财产的人与寺院的关系、寺院财产的构成与经营方式、戒律与法律对于寺院财产与僧尼财产的规定、教权与政权的经济财政冲突等多种资料与问题，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明了佛教及其寺产的发达是不可单用宗教信仰来解释的[1]。陶希圣指出其同时期的佛教史的研究多限于教理的流派及演变，对教会的历史、尤其是寺院经济研究很少，隔行如隔山，因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佛教学者怕是少有人关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导致《食货》停刊，相关研究人员东零西散，寺院经济在中国大陆的研究昙花一现，未能更深入持续进行。唯有曾受陶希圣等影响之杨联陞，赴美国后于1956年发表《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四种募钱制度》一文，作为开创时代的余音犹有绕梁之感。

寺院经济作为一个学科问题被提出并非偶然，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寺院经济本身对佛教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使得相当数量的记载见诸史料；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在思想、文化、宗教等诸方面深受西方影响，西方学者对宗教的重视亦感染着中国学者对本土宗教进行重新审视，才有了寺院经济相关史料被发现的契机。由于从事研究者为社会经济史学者，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多半还只是经济史学的方法，难以考察到宗教信仰、教义、教团本身对寺院经济的影响等诸因素，寺院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佛教思想文化对社会的影响研究之间也是脱节的。

二、上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来自日本与欧美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寺院经济的研究亦肇端于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不同的是，其相关成果多是出自佛教学者而非社会经济史研究人员，如镰田茂雄、常盘大定、牧田谛亮、塚本善隆、道端良秀等佛教研究大家都写有相关的论文或专著。在日本，寺院经济已然成为佛教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何兹全先生的统计，截至1980年，日本的研究文献就已不下百余篇。除此之外，驹泽大学还设有专门的佛教经济研究所，创办了《佛教经济研究》杂志，这是至今唯一一本专门探讨佛教经济的期刊。日本佛教研究的发达造就了寺院经济研究的兴盛，而由佛教学者从事的研究工作更能注意到佛教戒律、教义、信仰本身对寺院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寺院经济被视为佛教发展之重要物质基础，更成为佛教史学者必须涉及的领域。这概因日本学术界亦受到西方的社会经济史观影响，部分学者便采取这种方法对寺院经济作社会史的观照整理。

欧美学界鲜少有关注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学者，然谢和耐可谓其中的例外。谢和耐先生1956年出版的《中国五至十世纪寺院经济》一书，堪称寺院经济研究中份量最重的一部专著，在资料的翔实、涉及到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至今无出其右者。该书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丰富的史料，并结合佛教自身的因素详细讨论了南北朝直至北宋时期的寺院经济的各个层面，如印度佛教对中国寺院经济的影响，佛教戒律、教义、僧团与寺院经济发展之关联，寺院土地与工商业的形成发展等，并在结论中深入分析了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历史基础，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考察：经济与宗教的基础、民间信仰团体与阶层、富裕的信徒、统治阶层。另外，法国的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也是利用敦煌文书的研究成果，专就其中的借贷部分做了详细的梳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了佛教寺院经济中的借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