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研究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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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09
櫄殮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櫄櫄櫄櫄殮櫄殮研究综述櫄櫄櫄櫄殮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研究王蕾至201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0年了。10年来，随着世贸组织与中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以及人们对世贸组织各项规则认识的深化，国内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拟对10年来国内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学术研究作一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需要深化研究的相关着眼点。一、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介绍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学界就有一些相应的书籍、教材和文章，其中大部分以读本和教材的形式出现，主要是关于世贸组织的知识性普及读物和教材。在学术著作方面，曾令良的《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被认为是我国关于世贸组织的首部专著，资料性的书籍则有《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等。这类成果对于人们尽快认识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地位、大致规制，从而使我国更加有效地进入世界贸易进程是有益的。真正大规模地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介绍工作是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的。与世贸组织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受到了更为普遍的关注，这是阅读和研究要求使然。在经历了对世界贸易组织最初的了解和认识后，概论性的描述逐渐减少，对各项规制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如余敏友等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随着贸易形势的复杂化和中国在WTO框架内的日益开放，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认识和介绍也在深化，如李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制度演进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中对WTO的制度及其设计作了分析。这些成果对世界贸易组织制度的总体研究趋势是逐渐认识到它的性质是一个全球多边贸易组织并逐渐回到各规则文本。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当时参加谈判的一些当事人也开始回忆、口述谈判的历史过程，为了解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提供第一手资料。如原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回顾》（《百年潮》2009年第7期）口述了正式谈判的阶段、谈判的方针、核心内容等。2011年，中国对“入世”十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使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世界贸易组织上。在2011年的学术成果中，一些畅销多年的再版书籍与时俱进，如曹建明、贺小勇著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版中增加了WTO多哈回合谈判有关内容和争端解决的新案例。余心之著《世界贸易组织（WTO）概论》在2011年的新版中描述和阐释了10年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与变化。根植于我国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相关工具书的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为丰富完整。如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组织编撰的《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年鉴2011年》（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编，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的主题是解读和阐发中国“入世”十年的意义、影响、成就和前景。该年鉴从2007年起每年一本，为中国学界追踪研究WTO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资料。2007年卷的附录中第·84·中共党史研究一次全文翻译了《WTO政策审议机构、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贸易统计年度报告》。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还翻译了一批世界贸易组织报告，较新的如《世界贸易报告2010：自然资源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年）。在大量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工具书对世贸组织规则的介绍更加精确和符合国际规范。如叶兴国主编的《世界贸易组织术语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采取了英汉对照的模式介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约8000条术语及表达法，并附上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对应词。例句均选自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法律文本。学界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一直在跟进介绍，如孙晓丹、赍越《以三种速度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WTO总—干事拉米在2011年5月31日贸易谈判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1年第3期）等译文，为多哈回合谈判研究提供了基础背景和相关信息。万怡挺则在《多哈回合主要谈判成果评析》（《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1期）和与马建平合作的《WTO多哈回合贸易与环境谈判回顾与展望》（《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1年第3期）等文章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成果作了进一步梳理。二、对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关系的研究（一）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利弊得失进行总结和反思学界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利弊得失，在“入世”之初和“入世”十年间都有探讨。如刘光溪在《论应对入世的五大关系——兼析—认识WTO的若干误区》（《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中，辩证地分析了“入世”后内需与外需、改革与开放等各项经济关系中博弈与共赢的内在联系，澄清了当时人们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中国“入世”5周年时也有一批集中的学术成果，如李岳云等在《入世5周年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回顾及国际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8期）中，对“入世”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产品结构和进出口市场结构作了系统回顾，认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处于竞争优势，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处于竞争劣势。但由于2006年12月我国才正式步入全面履行WTO规则新时期，当时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对中国加入WTO以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是2011年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研究的主题之一。这可以说是此类研究在中国“入世”十周年契机下的深化和继续，反映出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如盛斌、钱学锋等人在《入世十年转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5期）中，从十年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轨迹这一角度理解中国和世贸组织的关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文章梳理了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转型的路径，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贸易发展与政策转型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劳动力市场、能源与环境以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冲击，并分析了新的贸易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付亦重、张汉林在《入世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展望》（《国际贸易》2011年第12期）中认为“入世”十年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在地域和行业上都获得了全面发展，未来需要实行“注重公平、保证效率”的指导原则，保持市场化改革平稳前进。在具体的专题研究中，李计广在《入世十年我国利用外资模式变迁》（《国际贸易》2011年第6期）中，对“入世”十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多元化、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由合资转向独资、区位由东转向中西等特点作了概述。潘石在《加入WTO后国企改革：新思路、新理论、新对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对十年来WTO框架内的国企改革和国有资本使用效率作了历史追踪。王文平、王丽媛在《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中，利用1995年至2010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加入WTO前后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加入WTO之后，初级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工业制成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则2012年第8期·85·为正相关，在加入WTO前后，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与经济增长都互为因果。周升起等在《加入WTO十年来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困扰与思考》（《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汪建新、黄鹏在《价格贸易条件变动、进口关税削减与中国加入WTO的生产率效应》（《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等文章中，利用模型分别分析了加入WTO十年来中国ODI和生产率效应的增长方式。傅钧文以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内贸易为例，在《中国加入WTO以来中日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中，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分析出中日汽车及其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中国加入WTO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说明WTO的市场开放和贸易壁垒的减少，并不必然导致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上升。刘志雄、郭琳在《入世前后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科技与经济》2011年第5期）中，运用相关指标对比分析了“入世”前后我国主要油料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文章认为“入世”后我国油料产业整体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作出了相应调整，入世众多条款给了我国政府行为重大约束，因此，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宏观经济战略上的得失，一直都存在争论。贾根良提出了中国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应考虑退出WTO的观点，他撰文认为，中国加入WTO是“自愿选择了一条依附型的经济发展道路”“亟须研究、如何对我国加入WTO的条件进行重新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长远战略问题”。薛荣久、杨凤鸣则在题为《为中国加入WTO十周年辩驳———与贾文“中国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应考虑退出WTO”商榷》（《国际贸易》2011年第10期）的文章中，对贾文的立论、论据和结论进行了辩驳，从中国“入世”后的整体积极效应指出贾文认为的中国因“入世”而陷入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贸易圈子是偏颇的，并通过编制了中国制成品出口与进口大类产品比重变化、中国机械和运输设备中三大类商品贸易差额变化等三组数据，衡量了中国加入WTO后的综合效益，坚持肯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体成果。在批驳偏颇观点的同时，学界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一些具体策略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如薛荣久在《中国入世十年应记取的六条经验教训》（《WTO经济导刊》2011年第12期）中提出要定好位置、明确目标，切实遵守和执行世贸规则等。石士钧在《中国WTO框架内经济协调运作探析——为中国入世十周年而—作》（《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1年第6期）中，总结了我国在国际经济协调运作中关注入世文件重要条款不够、处置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似有偏差和应对发达国家经贸策略尚须改进等。（二）对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发生了渐进的、重大的变化，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如程晨、臧新在《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及类型性质的实证研究——以“入世”后—的2002—2006为例》（《亚太经济》2007年第4期）中以中国“入世”后2002年至2006年的中美贸易数据探索了几年间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状况及趋势，分析出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平衡状态的商品构成份额及其贸易类型性质。十年间，学术界逐渐认识到WTO内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矛盾，中国学者对世贸组织各规则的实质和可能的进步方向进行了自觉的分析。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的《WTO与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系列研究报告》，对WTO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新战略作出了研究。屠新泉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与权力并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中，通过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裁决执行情况的分析，指出机制并没有超越以权力政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程大为在《WTO体系的矛盾与和谐WTO体系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中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是构建有序、平衡、发展与人和的和谐WTO体系的倡导者，随着综·86·中共党史研究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贸易实践的积累，学者们开始分析十年来中国在WTO框架内的地位转变，展望从规则遵守者向制订者转换的可能，并提出完善WTO规则的建议。如石士钧在《我国入世承诺主要条款再探究》（《亚太经济》2007年第3期）中，主张重新深入分析和利用中国入世主要条款中比较原则笼统的部分，有效发挥条款所具有的积极功能以趋利避害。黎兵在《主动调适与全面参与——中国加入WTO十年来的行—为评析》（《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中从主动调适与全面参与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加入WTO十年来的行为。王中美在《多边体制的改进路径和未来——以WTO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中对在遵循基础原则的前提下，WTO决策机制、机构改革和权限扩展等改变的可能路径作了宏观上的分析。在微观分析上，龚柏华在《中国入世十年主动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实践述评》（《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1年第5期）中，认为中国在WTO争端解决诉讼上基本维持着攻少守多但又不失均衡的状态。中国发起争端解决的案子主要集中在贸易救济领域，起诉案子的质量有待提高，需要各方更深入地发掘欧盟等国违反WTO规则的措施。常景龙在《世界贸易组织DSU修正决策制度的变革》（《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8期）中认为现行DSU修正决策制度是低效率和不民主的协商一致表决制，要求对DSU的修正采用多数表决制。在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地位的海外前沿研究成果的介绍上，2011年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中译本成果。如加拿大学者斯蒂格主编、汤蓓译的《世界贸易组织制度再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解释了WTO的制度必须改革的必要性，尤其对WTO的透明度提出质疑，并对决策制定的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而南非学者法扎尔·伊斯梅尔著、贺平等译的《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中的发展中成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原作者是南非驻世界贸易组织首席代表。这本书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立场，分析了发达国家利用该组织谋求其经济利益的手法，对多边贸易组织体制性问题进行思考。这些翻译书籍为中国学者对WTO内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矛盾进行自觉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三、对世贸组织各项机制和规则的研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各行业由过去简单的双边贸易约束转向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的多边约束。这种转换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客观上使学术界产生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各项机制和规则的需求。同时，按照议定的时间表，中国逐项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各项义务，在各项机制、规则上也开始有了实践。因此，这些研究工作是逐步深入的，具有很强的阶段性。（一）对世贸组织各项整体机制的研究1．对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十年间，学术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使之成为中国与WTO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领域。一是对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如田丰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一文中，从机制对WTO成员违反协定行为的预防作用、WTO成员使用机制解决贸易摩擦的成本、争端的早期解决情况、专家小组/上诉机构裁决的公正性和争端的政策效果等方面全面分析了机制运行的效率，认为WTO对该机制的改革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改革带来的收益也没有被所有WTO成员平等分享。二是对争端解决机制案例的介绍不断更新，评析更加全面深入。如张玉卿著《张玉卿WTO案例精选》（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发生在美欧之间关于出口补贴的贸易争端。李成钢主编的《世贸组织规则博弈：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十年法律实践》（商务印书馆，2011年），是由商务部具体处理WTO争端解决事务的人员编写的案例评析，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沈大勇、龚柏华在《中美清洁能源产业争端的解决路径——中美风能设备—2012年第8期·87·补贴争端案的思考》（《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中，以2010年底发生的中美风能设备补贴争端案补贴措施的WTO合规性问题展开相关分析，就美国所指控的“中国补贴措施已构成法律上的禁止性补贴”提出中方的抗辩可能。三是随着经验的增加，对中国有关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考察，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如胡加祥在《中国入世十年争端解决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中，分析了知识产权案、出版物及视听制品案等涉及我国重要经济领域和产业政策的争端起因和结果，认为这些案件使中国积累了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争端解决经验，有助于立法水平的提高。彭德雷在《WTO争端解决参与机制的巴西模式及其借鉴》（《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中，介绍了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积极主动应对贸易纠纷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经验。四是逐步出现了研究专门化、精细化的趋势。如胡建国在《WTO争端解决裁决执行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专门考察了WTO争端解决裁决执行机制中的合理期限、遵守复审、补偿和报复等四大核心制度。又如朱榄叶在《DSU第21．5条与第22条程序冲突及其解决》（曾华群、杨国华编：《WTO与中，国：法制的发展与互动》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年）中，对争端解决机制第21．5条和第22条在设计之初的程序冲突提出了修改方案。苟大凯则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立法沉默”之含义推定》（《国际贸易》2011年第10期）中，对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中专家组报告有关《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段在自身语境下、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语境下以及在其他WTO多边协议语境下在“援引GATT1994第20条作为中国违反其出口税承诺的抗辩”问题上的立法沉默的含义推定的裁决进行了评价。2．对最惠国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等九大原则的研究WTO基本原则在WTO各项规制中的具体落实十分复杂，充满争辩。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有一些探讨。如苟大凯在《欧盟涉华案件中对WTO反倾销非歧视原则违法的探讨》（《对外经贸实务》2011年第10期）中以欧盟涉华案件为中心，对WTO《反倾销协议》第9．2条［提出违反非歧视原则的质疑。宋鹏1］飞在《WTO视野中美国碳关税制度中的违法性分析——以WTO一般例外条款为中心》（《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中，说明美国气候安全法中的碳关税制度违反了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等基本规则，指出该制度的目的是保护美国经济竞争力，不符合序言的规定，在WTO中不具一般例外的合法性。3．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对外贸的影响研究中国入世议定书和与美国谈判的有关非市场经济的协议性条款是中国非市场经济待遇的来源，这使中国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中处于不利地位。有关这方面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多数集中在“非市场经济”待遇对外贸的负面效应上。如陈力在《欧盟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探析》（《欧洲研究》2003年第3期）中结合案例，分析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适用后果，认为欧盟对华反倾销中的替代国标准、倾销幅度的认定等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歧视，严重阻碍了中国对欧贸易。张斌在《非市场经济待遇：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分析了中国非市场经济待遇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和中国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策略，着重分析了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反倾销裁决的影响。周灏在《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及其对反倾销裁决的影响——基于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9期）中，以美国商务部于1995年1月到2010年6月期间仲裁的85起对华反倾销案件为研究样本，对反倾销领域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了解读，认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对反倾销税率高低的裁决有显著影响。（二）对世界贸易组织具体规则的专题研究1．对税收问题的研究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学界对具·88·中共党史研究体规则的专题研究发展得较快。在税收问题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议定的关税减让表的兑现，关税的降低使得学界的研究转向了WTO框架下的国内税研究领域。朱智强在《我国主要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6年第9期）中，深入分析了关税、出口退税、反倾销税三大贸易税收政策的主要功能和在世贸组织规则下的调整。任勤在《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全面分析了在WTO规则中具有贸易保护功能的税收规则和条款。刘剑文主编的《WTO体制下的中国税收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着重介绍了发达国家对国内税的设计，为中国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促进国内产品和服务在外国的竞争力方面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龙英峰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的国内税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则在对国内税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被其他成员国申诉至争端解决机构案件中的国内税政策问题。在微观的税制研究上，邓力平等在《对世界贸易组织下反倾销税制改革的几点认识》（《涉外税务》2009年第7期）中分析了以“反倾销补贴”作为“反倾销税收”一种替代手段的可行性。2．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研究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研究是十年来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持久的热点。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中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个案的丰富和现实的需求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研究中，大量研究集中在构成反倾销的要件判断、案例介绍和对策上。在构成反倾销的要件判断上，学界结合相关案例对各国替代国标准、倾销幅度的认定等作了大量研究。随着主要贸易国对我国使用反补贴措施的增多，对反补贴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也在逐渐深入。特别是学界对相关案例的分析介绍越来越全面、深入，提供了大量有效的信息和信息解读，如高永富在《评中美铜版纸反补贴争端》（《国际贸易》2008年第3期）一文，介绍了美国政府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适用反补贴法的中美铜版纸反补贴争端的来龙去脉。对美国等国家对华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的深层原因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十年间学界着力较多的领域。胡麦秀等在《美国对华实施反补贴的动因及其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情况》2008年第1期）中认为，美国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的主要经济动因。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是美国改变对华反补贴政策的政治动因。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反倾销、反补贴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外部原因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企业无序竞争等内在原因。如李晓翼在《我国出口贸易面临国际反倾销原因的深度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7期）中，就认为中国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相对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了从整体上看中国遇到反倾销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双反”并用的调查更加频繁，出现了将反倾销与反补贴共同研究的趋势。如宋和平等人主编的《多哈回合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谈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通过探讨多哈回合中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的各项提案与议题，为多哈回合之后实施新的“双反”规则提供参考。中国学界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研究中使用了较多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研究技术上比较多元。如苏振东、严敏等在《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并用影响因素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中，选取了1995年至2009年度数据探究美国对华发起“双反”调查的宏观决定因素，认为美国国内GDP增长率下降、进口渗透率提高以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贬值会显著增加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的数量。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应对是中国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必须面对的问题，学界提出了许多建议。一是总结有关国家的实践，提议完善我国的相应政策。如杨荣珍在《国外对华发反补贴现状和及中国补贴政策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3期）中，通过对国外对华反补贴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应当对现有补贴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以减缓对华反2012年第8期·89·补贴案件和多边补贴争端案件的增长。宋利芳在《WTO成立以来阿根廷的反倾销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商务研究》2010年第6期）一文中介绍了阿根廷1995年至2008年对来自国外的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数量、年份分布、目标国、产品分布等特点。二是提出具体的措施以供参考，如卓骏、顾宇在《完善对华反倾销预警信息交流机制的思考》（《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9期）中，提出必须构建基于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商协会及企业“四体联动”的中国反倾销预警信息沟通机制。三是提出中国也应利用WTO所赋予的权利，对外实施反倾销。苏振东、刘芳在《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经济救济效果评估》（《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中，选取1997年3月至2009年6月中国反倾销案例涉案产品以及国内相关进口竞争性产业数据，评估中国反倾销措施的经济救济效果，认为贸易救济效果显著，反倾销措施对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具有显著的救济效果。3．对非关税壁垒的研究中国学界对非关税壁垒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和细化的过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现了许多国人未曾遇见的非关税壁垒。这类贸易壁垒呈现出多样化、严格化的趋势。如绿色贸易壁垒、动物福利壁垒等等。学界逐渐从对壁垒本身是否成立的争辩、壁垒的起因和实质这类探讨，逐渐认识到在世界贸易过程中理解规则本身的重要性。既然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只有回到条款的本身来，学会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制的手段对壁垒进行合理规避，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趋势体现了对多边贸易机制的成熟理解。如在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探讨中，万超在他的硕士论文《WTO体系下绿色贸易壁垒的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中回到《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对绿色贸易壁垒的认定作出了专门的探讨和解释。近来的研究更加注重研究非贸易壁垒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正面效应，如王咏梅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分析——以浙江省为例》（《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4期）中，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具体论证了绿色贸易壁垒对浙江省水产品出口增长率和出口竞争力的短期抑制和实现浙江省水产品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中长期正面效应。石士钧在《绿化非关税壁垒》（《财贸研究》2011年第3期）认为应积极发挥非关税壁垒所具有的正面绿化作用，在设置若干约束条件的前提下，使用设置特殊的应对条款和加快签订贸易——环境协定等途径绿化非关税手段。—此外，十年间，学界对其他具体规则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在2011年，对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协定与公共卫生治理的研究颇受关注，晋继勇在《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TRIPS协定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认为WTO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而言弊大于利。我国应利用TRIPS协定中的灵活性条款，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在对政府采购协议的研究上，宋雅琴在《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研究：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重新审视国际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中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在政府采购国际自由贸易制度中的地位、取向和政策，分）析了中国在GPA（《政府采购协议》实际运行中的制度转型。四、对WTO框架内具体产业部门的研究入世十年，学界对加入WTO以来具体产业部门发展的总结和研究的成果较多，农业是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领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直接面对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和国内农产品买方市场，我国传统的农业保护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学界很早就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农业保护问题表示出忧虑，如张仲芳在《我国1993—1995年的农业国内支持水平——兼论在WTO框架下我国的农业保—护》（《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6期）中，提出应重点强化WTO免予约束的“绿箱”政策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在大量丰富数据的基础上，学者们以连续数据考察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地位，如杨艳红、熊旭东在《加入WTO·90·中共党史研究十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中，利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官方网站上的统计资料，研究了我国五大类农产品的贸易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变化，探讨了我国农产品贸易在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地位及变化。如何在WTO框架下保护农业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十年来一直在思考和探讨的长期热点问题。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实现真正的对话性和务实性的研究成果。一是力图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本身的规则，在规则的框架内实现我国利益的最大化。如王东辉在他的博士论文《多哈农业协定及其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中设计了中国农业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分层公式，并对特殊保障机制中对特殊产品条款和新成员待遇的使用效果进行了研究。二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研究。在世贸组织框架内，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往往更善于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和价格谋求自身利益。近年来我国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究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农业保护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以为借鉴。如朱俊峰在《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存在问题及对策》中指出，中国农业补贴的成本较高、“粮农直补”的计算依据不够严谨和规范等，提出借鉴国外经验制定严格的补贴标准。叶堂林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的专著中，对我国当前农业保护水平及各政策变量保护效果进行了定量测定和分析，在对WTO条件下我国农业保护的范畴进行界定后，专门考察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农业保护的历史沿革及成功实践。三是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比较新的成果如晋洪涛在《入世以来我国棉花主产区竞争力变化和与政策建议》（《河南农业科学》2011年第1期）中利用规模优势、效率优势、综合优势指标分析了入世以来我国13个棉花主产区竞争力“大稳定、小变动”的变化趋势。在农业贸易中，深加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显著高于原料型农产品，运用WTO规制，鼓励农产品提高附加值是对WTO框架内农业研究的一个转向，其中地理标志制度在我国的运用较广，学界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深入。如田芙蓉在专著《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对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作出了系统分析。尚旭东、李秉龙则在《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和发展：问题与对策》（《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11期）对地理标志制度在我国已运行多年后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总结，提出进一步发挥保护效应、提高区域影响力等建议。此外，李莹等在《入世对我国钢铁产业的影响和政策调整》（《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通过对钢铁产业的贸易环境分析，提出调整钢铁产业贸易政策的建议；陈志、李嘉伟在《入世十周年：中国纸业的成就、问题和展望》（《中华纸业》2011年第23期）中，对中国纸业“双反”频发的贸易环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资源整合一体化的建议。五、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方面上文对十年来我国学界对世贸组织的研究作了回顾。从上文可见，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世贸组织的研究逐步深入，由被动反应逐渐向主动思考变化，但也存在几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首先，从上述研究成果可见，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与国际法、国际政治等各学科交织并生，是一项现实经济工作人员、理论经济工作者共同的整体性系统研究工程，具有边缘性的特点。但我国学界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研究绝大多数是从实际问题和现实提出的要求中来，在问题领域逐渐专业化之后，边缘性的特点反映得不多。为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的大局，全面地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各学科在考察视角方面仍有进一步合作和拓展的空间。如在对反倾销和反补贴并用的研究中，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两者同时适用是否合法、美国采取“双反”措施所产生的重复救济问题等都需要学科上的合作考量。其次，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存在过2012年第8期·91·于具体的案例化、地域化的倾向。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深化，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绝大多数研究者以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实际问题为导向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力图找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中国加入WTO给国内各地区的发展带来不同的机遇和挑战，对世贸组织各项规则和我国的应对之道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导向性和应用性。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基本上每个省、自治区、市，甚至区、县，都有学者们所作的应对世界贸易组织挑战的对策文章。其中不乏上文提到的因地制宜的研究精品，但也有相当多看似没有重复，实则在将本区域的情况作一叙述后，分析上并没有大的区别的文章。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才刚刚十年，过于照顾现实需求，势必将造成在世贸组织的区域化研究整体上较为粗浅。再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较短，瞬息万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不断发生着热点转移，需要研究的空白和薄弱的地方太多，这给予了研究者相当大的研究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学者们比较容易集中于某些热点问题、热门行业领域，面对贸易实践新提出的问题领域也容易蜂拥而上，缺乏相应的学术准备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比如上述对争端解决机制这样相当实用的规则就研究得较为充分，起因是到2008年，中国“入世”已经7年，中国向WTO投诉的案件仅3件，应诉的却有13件，两者数量极不相称，这引发了学者们的焦虑，进而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这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日益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但力图解决问题的焦虑心情，也容易形成短时期内集中研究热点问题，重复过多，研究不深不透的情形，如对我国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就大量集中在分析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上。相形之下，对贸易审议等机制的理论和运作投入的研究力量就显得较为薄弱。最后，整体性的宏观研究略有不足。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十年历程逐渐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多边贸易体系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崭新阶段。中国经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总体上的成败得失，是衡量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表征。考察并系统探讨我国经济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联现状与最新进展，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建设，深化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有关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的长程考察和对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影响鲜有论述。实际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经济体制变革产生的影响是“入世”十年来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大事。我国存在着二元结构、生产分散等独特的国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时间不长，但由双边经贸体制向多边经贸体制的深刻转化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广泛参与改善了我国的经济运行环境，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体制的演变，特别是对最近十年来经济体制变革应有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如中国加入世贸对经济发展在优化经济结构质上和量上的分析、十年来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转型及城市化、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国民经济各环节的影响等等。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分析置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予以考量，深入挖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实践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目标诉求及相应的行动逻辑，是今后进一步深化世界贸易组织研究的重要方向。总而言之，经过学者们努力，2001年以来我国学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进展很大，但仍在继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我国对世贸组织参与程度将进一步加深，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必定带来新问题。如根据谈判结果，世贸组织各成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2年内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条款”措施即将到期、“入世”后的15年中各成员仍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我国进行倾销指控时，可以采用第三国的价格的情况也将有所改变，这些都将触发学界新的思考。在这一课题研究中，积淀出新的丰硕成果是可以期待的。（本文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责任编辑薛承）·92·中共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