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崔 博／摄

按照约定好的时间，一大早《经济》记者便到了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谷源洋的家。对于采访内容，年已80高龄的谷老淡淡地说：“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咱们还不如聊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热点，可能对你们更有帮助。”但是在解读经济热点的间隙，从这位老先生身上，记者还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格魅力。

终身受用的信条

祖籍山东威海的谷源洋，由于父母 “闯关东”，

出生在了辽宁大连，并在大连度过了美好的学生时代。“过去东北有很多山东人，我的父亲母亲是在日本占领山东的时候把家迁到大连的。我的小学、中学、高中全是在大连上的。”谷源洋回忆道。

从初中育才学校、高中大连市第一中学，到之后的北京大学，不是大连的高干子弟学校，就是全国最好的大学，这让很多人不禁遐想谷源洋的家庭背景，是不是走了“门路”？“那时育才学校的学生大都是高干子弟，当时说要‘掺沙子’，因为不想把高干子弟都集中在一起，校领导认为学校里面也应该有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我正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就这样进了育才学校，然后按部就班地考学，在1956年考进了北大。”

当时北大校长是马寅初，东方语言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谷源洋慕名投奔而去。面对东方语言系众多的语种——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泰语、朝鲜语、越南语等，换做谁都会挑花眼，谷源洋却偏偏选择了一点也不热门的越南语。

“因为季主任说，都发扬民主了，你们考进来自己选。我就说日本语我不选，因为大连曾被日本占领了那么长时间，我对日本印象不好。阿拉伯语也不想选，那字写的全是一个圈、一个点，太费劲。最后一想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觉得这个好，就选了越南语。”谷源洋笑着说。后来中越关系有了波折以后，好多人就问他为什么选越南语，都说应该学日语，这样他或许能当日本大使。每次听到这些他都会微微一笑，不多辩解。“我学越南语的时候中越还处于蜜月期呢。”他告诉记者，由于20世纪50年代北大学制还是5年，为了更好了解越南，所以他除了学习越南语，第二外语就选了法语（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

1961年毕业，谷源洋就分到了外交部亚洲司，在那里谷源洋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用的东西。“当时在外交部工作，刚到工作岗位，我学到了腿要勤，手要勤。”每天谷源洋很早就到单位，地、桌子都擦干净，那时候喝水没有饮水机，就每天早早地用暖壶打好水，几年如一日，就因为这句“做人要勤快”。

“我现在虽然80岁了，到哪儿开会也都养成习惯，我要比年轻人到得更早，不能叫人家等着。”据他回忆，这也是在外交部养成的习惯之一。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抓外交部的工作，时任部长是陈毅，部长助理是乔冠华，都是有名气的。“他们经常讲，‘外交工作必须要准时，就像我们现在相信权威一样’。”谷源洋将他们的话牢记在心，并坚持践行了一辈子。

谷源洋学到的第3件事就是“外事工作无小事”。“周总理讲的这点到现在对咱们国家来讲还是应该做的，不管在哪个单位都应该做到。”

“做研究的人要有主见”

“我是曾经搞外语的，不懂经济理论，所以我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第一天，领导就要求我什么都别干，就学《资本论》。”谷源洋说，因为社会科学院做研究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只有不断学习，时时积累，才能够良好地完成任务。

据谷源洋回忆，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大，因为刚改革开放大家都想了解国外情况，当时研究国外经济的人不是这么多，研究单位也很少。所以当时谷源洋写出的文章和书籍广受关注，“我们都是带着使命感做研究的，现在有很多当了中高级干部的人见到我还会说是看着我的书长大的，每每听到这些我都感到很欣慰。”

谷源洋认为，研究经济的人首先要能写通俗、科普性的文章，另外就是要能写有分量的学术作品。“让学生也懂，孩子也能懂，这个不容易，但是国家需要，所以我对身边做研究的人一直有这样的要求。”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稿子如果通篇都是由理论性很深的术语外加一大堆模型堆砌出来的，很多读者肯定是不会看的，也看不懂，所以做

研究的人须具备两种本领，一种是能写很通俗的文章，另外就是能写学术的、专业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