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崔 博／摄 按照约定好的时间，一大早《经济》记者便到了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谷源洋的家。对于采访内容，年已80高龄的谷老淡淡地说：“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咱们还不如聊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热点，可能对你们更有帮助。”但是在解读经济热点的间隙，从这位老先生身上，记者还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格魅力。 终身受用的信条 祖籍山东威海的谷源洋，由于父母 “闯关东”， 出生在了辽宁大连，并在大连度过了美好的学生时代。“过去东北有很多山东人，我的父亲母亲是在日本占领山东的时候把家迁到大连的。我的小学、中学、高中全是在大连上的。”谷源洋回忆道。 从初中育才学校、高中大连市第一中学，到之后的北京大学，不是大连的高干子弟学校，就是全国最好的大学，这让很多人不禁遐想谷源洋的家庭背景，是不是走了“门路”？“那时育才学校的学生大都是高干子弟，当时说要‘掺沙子’，因为不想把高干子弟都集中在一起，校领导认为学校里面也应该有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我正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就这样进了育才学校，然后按部就班地考学，在1956年考进了北大。” 当时北大校长是马寅初，东方语言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谷源洋慕名投奔而去。面对东方语言系众多的语种——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泰语、朝鲜语、越南语等，换做谁都会挑花眼，谷源洋却偏偏选择了一点也不热门的越南语。 “因为季主任说，都发扬民主了，你们考进来自己选。我就说日本语我不选，因为大连曾被日本占领了那么长时间，我对日本印象不好。阿拉伯语也不想选，那字写的全是一个圈、一个点，太费劲。最后一想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觉得这个好，就选了越南语。”谷源洋笑着说。后来中越关系有了波折以后，好多人就问他为什么选越南语，都说应该学日语，这样他或许能当日本大使。每次听到这些他都会微微一笑，不多辩解。“我学越南语的时候中越还处于蜜月期呢。”他告诉记者，由于20世纪50年代北大学制还是5年，为了更好了解越南，所以他除了学习越南语，第二外语就选了法语（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 1961年毕业，谷源洋就分到了外交部亚洲司，在那里谷源洋学到了很多终身受用的东西。“当时在外交部工作，刚到工作岗位，我学到了腿要勤，手要勤。”每天谷源洋很早就到单位，地、桌子都擦干净，那时候喝水没有饮水机，就每天早早地用暖壶打好水，几年如一日，就因为这句“做人要勤快”。 “我现在虽然80岁了，到哪儿开会也都养成习惯，我要比年轻人到得更早，不能叫人家等着。”据他回忆，这也是在外交部养成的习惯之一。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抓外交部的工作，时任部长是陈毅，部长助理是乔冠华，都是有名气的。“他们经常讲，‘外交工作必须要准时，就像我们现在相信权威一样’。”谷源洋将他们的话牢记在心，并坚持践行了一辈子。 谷源洋学到的第3件事就是“外事工作无小事”。“周总理讲的这点到现在对咱们国家来讲还是应该做的，不管在哪个单位都应该做到。” “做研究的人要有主见” “我是曾经搞外语的，不懂经济理论，所以我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第一天，领导就要求我什么都别干，就学《资本论》。”谷源洋说，因为社会科学院做研究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只有不断学习，时时积累，才能够良好地完成任务。 据谷源洋回忆，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挥的作用十分大，因为刚改革开放大家都想了解国外情况，当时研究国外经济的人不是这么多，研究单位也很少。所以当时谷源洋写出的文章和书籍广受关注，“我们都是带着使命感做研究的，现在有很多当了中高级干部的人见到我还会说是看着我的书长大的，每每听到这些我都感到很欣慰。” 谷源洋认为，研究经济的人首先要能写通俗、科普性的文章，另外就是要能写有分量的学术作品。“让学生也懂，孩子也能懂，这个不容易，但是国家需要，所以我对身边做研究的人一直有这样的要求。”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稿子如果通篇都是由理论性很深的术语外加一大堆模型堆砌出来的，很多读者肯定是不会看的，也看不懂，所以做 研究的人须具备两种本领，一种是能写很通俗的文章，另外就是能写学术的、专业的文章。 此外，“做研究的人要有主见，不能随大流。”谷源洋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每年都公布很多统计资料，有人说拿过来用不就行了？实际上千万不能这样，研究世界经济困难很多，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要覆盖到，和研究单个国家使用的方法绝对不能一样，必须要以国别和地球为基础，要适度涵盖、高度概括。 与此同时，做研究还要关注细节。谷源洋特别提到，“比如美联储，2014年已经结束QE了，大家都预测2015年美联储要进入到加息阶段。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因为油价低了，CPI也低了，美联储或许先不加息，保持温和的增长。我们要用真实数据来说话才有信服力，同时要有主见才能真正拨开迷雾发现真相，而不是人云亦云。” 谷源洋还嘱咐道，年轻记者报道经济时也应该学会有主见。正确的趋势判断非常重要。“比如我们预测世界经济，数字不一定说要准确到小数点后几位，关键一个是判断的趋势不要错了，不然就可能会误导决策，这个是我们做研究判断首先要避免的问题，记者报道经济问题时脑子里也应该有这个观念，不然作为舆论导向平台也容易出现误导。” 谷源洋很看不惯为吸引眼球而胡乱报道的行为。“现在媒体有些报道实在是没有多少价值，比如欧洲出现一个小问题，希腊出现一个小问题，媒体就说欧元要完蛋，欧盟要解体，这个炒作了多少年，总是欧洲一出事就说人家快不行了，危言耸听。” 谷源洋认为，首先应该回顾历史看欧元区怎么建立起来的，酝酿了50年才建立起来的欧元区不会那么容易就垮掉。其次，要分析希腊退出欧元区是否能活，希腊的GDP有2000多亿，债务3000多亿，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其银行马上就要出问题，“只不过希腊政治家要竞选，整天鼓吹我们不能再紧缩，老百姓不要勒紧皮带过日子，这是在争夺选民的选票，而不是真要退出欧元区，年轻人尤其是记者，就不应该跟风去作危言耸听的报道，而应该有自己的主见。” 言论自由应有度 谷源洋当下比较关注国内“新常态”这一概念。“最近总在提新常态，新常态是不是意味着GDP是下滑？现在我们说7%，有外媒认为我国GDP可能在7%以下，IMF前些日子还给出了个6.8%的预测，我个人觉着外媒和国内有些人说新常态就是意味着经济下滑这个说法不太科学。” 他认为新常态就是从过去的数量性的、粗放的发展模式转向质量性的发展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我国30多年的发展，GDP是两位数，随着盘子越来越大，数字不可能总是两位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讲话时都提到中高速度发展，因为中国现在处于换挡期，所以单抓着中国经济下滑问题来炒作没有什么意义。” 同时，谷源洋分析称，换挡期也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而是中期的概念，不会一两年就过去。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央政策是把我国的经济保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稳定区间，比如7%左右，中期的概念则应该是5年到10年。 谷源洋同样不赞成学者或专家口不择言的发言模式。“咱们改革开放在言论自由这方面变化很大，越来越发扬民主了，网络时代，大家想到什么都说一说。老话讲内外有别，参加国际会议时就尤其应该注意。” 他强调，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看法不一定是国家的看法，更不一定是大众的看法，但很容易被媒体误读成官方或一国的普遍看法，这是不好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过去强调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这点仍然不能丢掉。不是说现在有言论自由了，专家学者就可以不分场合讲话。纵观发达国家，他们的专家学者不该讲的也是绝对不会讲。” 谷源洋还认为，中国的专家学者讲话也应分场合。“我们不是有内部会议吗，内部讨论时不畅所欲言，却在外面胡乱讲话，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